台静农 初试宝刀斩恶魔
文旗手 三次入狱赴刀丛

台静农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。在这之前，社会上文学作品多是描写男恨女悲、男痴女怨的鸳鸯蝴蝶派或讲述升官发财、尔虞我诈、生财之道的市井市侩文学派，或官场上你争我斗、你杀我夺的官宦文学派，写底层工人、农民受苦受难，被压迫剥削的文学作品极少。台静农在读中学时，即和同学们创办反映工农大众受剥削、压迫、赋有反抗精神的革命文学刊物《淮南潮》，倡导广大青年“立定脚跟撑世界，放开斗胆吸文明”，宣传科学与民主，反对封建腐朽文化。他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上近百行诗作《宝刀》，就是对封建腐朽社会的宣战书，现选其中数行：

刀啊！

你是我祖先歼杀恶魔的，

现在来助我了！

但人类的恶魔多着咧，

一个你怎能结果得尽呢？

……

我的热血沸腾了，

我的灵魂愤极了！

我再不能有一刻容忍了，

我的刀啊！

伴我去呀，

赶快地伴我去呀！

恶魔正在和我们的好兄弟战着咧！

再不去——

我们的好兄弟，

一定会被恶魔战败的！

恶魔！

刀来了，

……

除了一个恶魔，

且作第一次凯旋，

我愿继续地奋勇，

永远不断地凯旋！

……

就在发表《宝刀》诗作这一年，高中没毕业的台静农因不满学校保守势力的束缚，离开学校，经南京、上海到北京大学，听自己爱听的功课。不久，几位叶集小同乡韦素园、李霁野、韦丛芜、张目寒，便集聚北京。他们是一群热血青年，倡导科学与民主，酷爱文学创作。那段时间，他们比较热衷于外国文学。李霁野试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《往星中》。韦丛芜也在学苏俄文学。不过台静农则很少动笔译书，他始终盯住国文不放。1924年转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兼所长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学习，主编《歌谣》周刊的常维钧请台静农回乡收集和整理淮南民歌。台静农返乡后，不顾酷暑深入民众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凡能唱民歌的，他都躬身拜请，唱多少记多少，哪怕只唱一两句，他也认真记载，一些歌者逐渐慕台静农之名主动歌唱，并推荐一些善歌者，唱给台静农听，白天听记，晚上整理。1925年春回到北京，带回歌谣2000多首，这些歌谣部分在《歌谣》周刊上先后登出。有些歌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娄子匡编入《民俗丛书》，取名《淮南民歌集》。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的《台静农全集》全部收入；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六安歌谣集成》，采用113首。这些歌谣深入浅出地唱出了民间人民群众劳作、爱情和社会风俗风貌，是劳动人民心声的反映。

后来，韦素园、李霁野、韦丛芜、台静农均在鲁迅麾下的未名社挥毫战斗。台静农由于写的小说文笔犀利，惹怒了反动当局，3次被捕入狱，均被北平一些文化界大家营救出狱，但台静农仍奋笔不止。

鲁迅十分称赞台静农写低层工农们的疾苦和奋斗的小说，他说：“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，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，能将乡间的生死，泥土的气息，移在纸上的作家并不多得，而静农却是不多得的一位。”

台静农的家乡安徽省六安叶集，古名鸡父邑，春秋时期就有了。它南临大别山，西濒史河，是霍邱、金寨和河南固始两省三县交界地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便利，人烟稠密，多少年来一直成为木、竹、麻、茶、生漆、桐油等土特产品的集散地。据《霍邱县志》载：“邑中舟车之集，商贾所凑，以叶集为最。”商业的发展给这一方土地不断吹进文明新风，使这里的人常能接触到当时的新思想。

台静农家在镇南头，开有裕大商店，在当地是数得上的几家大户人家之一。其父台兆基，学法律，曾在当地法院任职。母亲于氏是位识字不多的贤妻良母，操持家务。

台静农9岁入私塾启蒙。1913年，叶集借火神庙办起了明强小学。11岁的台静农与韦素园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张目寒等人均在明强小学学习。

虽是一所集镇小学，可教师却是如江镜仁、台介仁、孟述思、韦绍堂、陈伯咸、叶兰谷、台寿民和管更愚等一些满腹经纶、思想开明的人。他们是清末进士、举人、秀才或留学归来的进步知识分子，他们办学就是要借鉴新学，教育后代，唤起民众，复兴中华。教地理的是中过进士的何棣五，他虽是深度近视，但在地图上能用手指出学生提到的任何地名，他常向学生介绍西方世界。教时政的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台介仁，教历史的是韦素园、韦丛芜的大哥韦绍堂，他曾在外地受过高等师范教育，经常向学生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。不久后，韦素园、台静农等人带头剪了辫子。接着又觉得学堂与庙宇并立，颇不相称，众多菩萨格外刺眼，于是他们团结一批积极的学生，把庙里的菩萨全推倒砸烂。此举在镇上引起不小的风波。一些信神的人，冲进学校砸了课桌，学生被迫停了好几天课。但由于教师均是地方文化名人，学校很快复课了。这件事使台静农深深感到，封建迷信在中国根深蒂固，光推泥菩萨是不行的，要推掉人们心中的偶像才行。他们思想中的偶像，就是台静农后来诸多作品中指斥的封建主义的统治者。

1925年夏，在北京的几位叶集同乡经常聚会，已认识鲁迅的叶集青年张目寒对李霁野说，鲁迅很喜欢青年人，一天晚上，张目寒带台静农、李霁野、韦素园、韦丛芜去拜访鲁迅。鲁迅非常高兴，决定成立一个出版社，他负责审稿和编辑。大家非常拥护鲁迅的主张，于是一个新的进步文学团体——未名社就在这一年成立了。不久，韦素园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曹靖华，通过韦素园的介绍也加入了未名社。这时的未名社正式成员有6人了，即鲁迅、台静农、韦素园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曹靖华，除鲁迅、曹靖华外，其他4人皆是叶集人，而且都是小学同学。未名社在成立前，鲁迅已在为北新书局编印两种杂志，一是专收创作的《乌合丛书》，二是专收翻译的《未名丛刊》。未名社成立后，又出版了《莽原》半月刊、《未名》半月刊，发表创作作品。渐渐创作越来越多，台静农创作颇丰，初期主要是散文和诗歌，后来转向了小说。鲁迅在《（中国新文学大系）小说二集序》中欣慰地夸赞台静农说：“也没有更多、更勤于这样的作者了。”他的小说，正如鲁迅所评，“充满人间乡土气息的悲欢，如写一个孤苦贫穷的寡妇凄惨心态的《红灯》和孤苦少儿的《儿子》；揭露旧社会无聊之徒们六亲不认和狗咬狗丑形的《新坟》和《天二哥》；曝光封建遗规灭绝人性的《烛焰》和弱肉强食的《负伤者》；展现一个忠厚、纯朴、孤独、愚昧、迷信而又善良的商店伙计的《吴老爹》和一个受尽苦难的少女《为彼祈求》，以及描绘一个大学生和女同学初恋的《苦杯》等。写它们虽是在20世纪初叶，但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读了它们，就会在心潮中搅起波澜，久不能息……”的确，台静农的小说，令人感到非深入民间了解工人、农民生活者，莫可为之。这些小说后来结集为《地之子》出版。

未名社成立后，台静农与鲁迅的联系日多。由于对鲁迅的敬爱，台静农开始注意研究鲁迅的著作及有关他的文章。1926年，他选编了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的专集，收集1923年到1926年间全国主要报刊所载鲁迅著作的评论、感想和访问记等，由未名社出版。这本书是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文集。书前有《鲁迅自序传略》，后附有许广平的《鲁迅先生撰译书录》，还有林语堂作的插图和照片。台静农在谈到编印这本书的缘起时说：“一是想给爱读鲁迅作品的人一个较为全面集中的便利；二是集子里有揶揄，有褒贬，有谩骂，反映出不同的人的不同心态，让读者了解。我觉得，在现在的专爱微温，敷衍，中和，回旋，不想急进的中国人中，鲁迅的激进精神是必须的，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……我爱这种精神，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。”

在鲁迅的指导下，台静农创作更加勤奋，继《地之子》集结的小说出版之后，他又创作了《建塔者》《死室的慧星》《遗简》《铁窗外》《春夜的幽灵》《被饥饿燃烧的人们》等，这些已不再是乡村的悲欢、没落社会的病态描述了。它追悼蒙难的革命友人，鼓舞民众的抗争斗志。这些篇章后来集为《建塔者》专集，亦由未名社印行。台静农的创作活动当然为旧制度所不容，遭到封建军阀的痛恨，迫害也就随之而至。1928年4月，台静农与李霁野、韦丛芜同时遭到反动派的逮捕。起因是3月未名社将刚印不久的《文学与革命》（苏联托洛斯基著，韦素园、李霁野译）一书寄往山东一师，请李广田、邓广铭在他们创办的书报介绍所销售。这批书被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特务们查获，李广田被捕入狱。张宗昌又电告军阀张作霖，要求查办未名社。于是4月7日未名社遭查封，上述3人被捕。韦丛芜因肺病被保释，而台静农、李霁野由于常维钧等人的活动营救，被关了50多天释放。

正如鲁迅所说：“真正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查封、被捕、拷问，不仅没有吓倒未名社成员，相反更坚定了成员们的革命信念和昂扬斗志。鲁迅得知台静农、李霁野从容地走出了国民党的牢房，且勇敢地继续奋斗，欣慰地同意发展未名社的计划，在安徽发动文字暴动而被国民党通缉的李何林、王青士、王冶秋、赵赤坪等一批霍邱革命青年，也从安徽逃到北京，参加了未名社的工作，都被鲁迅欣然接纳，未名社更加兴旺了，便在这年10月由西老胡同一号搬到景山东街40号，扩大了门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同未名社同仁相交甚笃的刘愈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）惨遭军阀杀害。台静农在悲愤中写下了纪念文章《春夜的幽灵》，公开发表在《未名》半月刊1928年第1卷4期上。他在文中愤恨地揭露：“在你的毁灭两周之前，我们知道时代变得更恐怖了。他们将这大的城中，布满了铁骑和鹰犬；他们预备了残暴的刑具和杀人机。在二十四小时的白昼和昏夜里，时时有人在残暴的刑具下忍受痛苦，时时有人在杀人机下交给了毁灭。少男少女渐渐地绝迹了，这大的城中也充满了鲜血、幽灵。他们将这时期划成了一个血的时代，这时代将给后来的少男少女以永久的追思与努力！”

在一次一次的波折中，台静农等人同鲁迅的关系也更加密切。一次，鲁迅在西山医院探望病中的韦素园，二人相谈甚欢，鲁迅在随后给夫人许广平的信中说：上午在西山的交谈，“这是近来快事。”台静农说：这次谈话鲁迅先生显然是“化为青年，忘掉彼我”了。

1930年3月，鲁迅、郁达夫等左翼作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9月18日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也在北平成立，未名社成员都是积极支持者，台静农是发起人之一，同鲁迅南北呼应。1932年11月，鲁迅由上海到北平，在各高校作了5次著名讲演，都由台静农陪同。事后鲁迅给夫人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我到此后……台静农、霁野……皆待我甚好，这种老朋友态度，在上海势利之都是看不到的。”

台静农加入左联和在未名社的进步活动又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，1932年12月22日又一次遭到逮捕。罪名是从他家里查获了“共产宣传品”和一枚“新式炸弹”。有趣的是，“共产宣传品”是曹靖华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《第四十一》《烟袋》；“新式炸弹”则是王冶秋夫人高履芳寄存的化学仪器。此次台静农被捕，经沈尹默、常维钧等人活动，澄清事实后获释。

1933年秋，台静农被聘任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。1934年7月，他又因共产党嫌疑，同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一起再次被捕，这次被捕非同以往，捕后由北平宪兵第三团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。这一次坐牢的台静农可没有历次审讯那样轻松了，因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，除审讯外，台静农受了很多刑讯之苦，肋骨被打断3根，左臂被吊的脱节，因台静农拒不交代所谓反革命之类的“罪行”，被戴上手铐，大小便失禁、失眠，不能进饮食，台静农一次次地控诉监狱如地狱，却一次次地遭到残酷的摧残。直到半年后，经过蔡元培、许寿裳、马裕藻、沈兼士等文化界名流的多方呼吁与竭力营救，台静农和范文澜方于1935年1月无罪释放。一而再再而三的逮捕，台静农在北平已无立足之地，这年8月由胡适介绍，他离开北平去厦门，任国立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一年后又转到济南，任国立山东大学及私立齐鲁大学教授，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历代文选。这期间他与老舍同事。这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，台静农悲痛万分，他立即给许广平发了唁电，接着又手抄鲁迅诗作，分送友人，以示纪念。

台静农是一位爱憎分明的爱国者。1937年7月4日，由山东回北平度暑假，3天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，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。不愿做亡国奴的台静农，生活日益艰难，挨到1938年，他携家眷10余口颠沛到四川。刚入川时人地生疏，吃住无着，幸好在北平时交往的一位姓邓的朋友有房产在江津，便让台静农一家栖身。他在国立编译馆谋得一份工作，每月收入120元，根本不够维持家用。几个孩子时常在山中挖野菜，尽管生活十分艰苦，但他依旧乐观。他特地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“芝草终荣汉，桃花解避秦”。这“荣汉”二字易解：大汉民族必将本固枝荣；而“避秦”应该是引用南宋诗人谢枋得“寻得桃园好避秦”诗句，这里的“避秦”不是暴政的秦始皇，而是肆意奸杀焚掠的日本帝国主义。仅仅10个字的对联，却饱含台静农的爱国情怀和暂避国难的心情。

这“避秦”期间，他与当时也住在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交往甚密，书信往来很多。台静农后来还写过怀念他的文章——《酒旗风暖少年狂》，印过陈独秀编著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。陈独秀书墨宝“行无愧怍心常坦，身处艰难气若虹”赠台静农的父亲台佛岑，上款曰“佛岑乡丈教正”，落款曰“独秀”。赠台静农诗：《对月忆金陵旧游》“匆匆廿年前事，燕子矶边忆旧游，何处渔歌惊梦醒，一江凉月载孤舟”。下款曰：“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，独秀自鹤山坪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陈独秀时年比台静农父亲还大3岁，却称其为“乡丈”，称台静农为“兄”，真乃谦恭之致，令人敬仰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台静农应好友邀请到台北大学任教，他把自己的住所取名歇脚庵，希望早日回归故土，但不料两岸阻隔。改革开放后，台静农专程回到家乡叶集，其文学、书法成就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。